守住《勘误表》背后的文史好传统

徐于斌

发布日期:2019-09-17 信息来源:字号:[]

  

 

在文化快餐时代,大家对于《勘误表》或许已经觉得有些隔膜了。

今年,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,展示政协文史资料征编成果,市政协领导决定将我市政协成立以来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,除去近几年新编4辑外的前26辑,计约490万字,合并重印。这些文史选辑,凝聚了几代政协文史人的心血!重新印制,是一项不小的文字工程。一册册一页页摩挲之间,我深为文史前辈们研究领域之广、征集材料之丰所折服,尤其是他们严谨审慎的工作精神,令我由衷钦佩,感慨不已。这种工作精神,单从早期小32K综合本里的一份份《勘误表》,可见一斑。

所谓《勘误表》,就是一般期刊用于订正文字讹误的对照表,往往静卧在期刊的末尾或者某一版面的空白处。《勘误表》虽小,却体现了编者“知错必纠”、严防“谬种流传”的责任心。这在过去的刊物中或许常见。然而时下,自媒体泛滥,错别字、病句已经不以为耻,甚至报刊杂志、电视字幕错误也变得堂而皇之,小小的《勘误表》,渐渐少人问津,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我做了个归纳,从《盐城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辑到第14辑的小32K综合本中,共有《勘误表》9份,此外,还刊登读者补正信函3封,编者“订正”补白3处。《勘误表》一般是当下一册勘误前一册,而这些文史资料专辑中竟有横穿五六辑的“勘误”。如第11辑里有勘误第5辑两条:其一,误:“1941年底”,正:“1942年中秋”;其二,误:“未正式成立之前”,正:“未正式发行货币之前”。前辑1986年出刊,后辑1992年出刊,时隔6年,依然如此较真、一丝不苟,可见其“心中藏之,何日忘之”的强烈责任意识!

“勘误”的内容,一部分是订正错字、别字、标点,包括方言或生冷字造成的错误,如“一庹长”写成“一托长”等;另一部分,是关于史料的,很是仔细。除以上两例,再如,关于东坎绅商张治清的表述原本无误,但可能编者新发现了资料,专门补充:“东坎绅商张治清即张镇,原字芷卿、芷青,后避杨芷江名讳改字治清。”又如,对李醒、张豫光、王延榜三位撰写的《宋公堤修筑始末》一文中,关于江国栋同志在“北堤的建成”中的一段记述,资料出处为阿英同志1943年在他主编的《新知识》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《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一—宋公堤》一文。在我们看来,阿英是对于盐阜区革命史料有研究的专家,援引他的材料,堪称权威了。但编者后来收到江国栋本人的来函,并经过研究考证,以诚恳的态度予以订正,坦陈:“我们在编辑时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。”

早期主持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,是周梦庄、周乃成、严锋等盐城文化界的“泰山北斗”,在文史委长期承担具体编辑工作的是贾逵同志,他是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,仍健在。由于他们自身深厚的文化修养,严谨的治学精神,和对于盐城历史文化的独到研究,加上政协对于文史工作的高度重视,广大文化界朋友的大力支持,使《盐城文史资料选辑》在市内外享有较高声誉,其中的史料,至今一直被盐城方志、党史和文人墨客写作时作为权威资料所沿用。

文史工作,是政协一项经常性的基础工作,也是史学的一部分,功在当代,惠及后人。在出版物多如牛毛的今天,政协文史征编工作,要保持自身传统优势,守住社会给予的信任度,首先必须虚心向文史前辈们学习,永葆严谨审慎、如履薄冰的初心本色。切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,好大喜功,人云亦云,要沉得下身、潜得下心,耐得住寂寞,挖掘珍贵史料,经过甄别稽考,将“信史”奉献给社会,展示人民政协出版物的良好形象,提升政协工作美誉度。

古代史学家说过,从事史学的人,应具备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、史德。这四者缺一不可。个人以为,在实际工作中,在面对大量的稽考校对这些繁琐而辛劳的工作时,史德尤为重要。清代章学诚解释,“史德”就是“著书者之心术”,很是精当。我的理解,就是责任心和使命感,是“予任其劳,而使后人受其逸”的奉献精神,唯有秉持这种精神,文史资料工作方能以“期于能得其实”为归依,摈除巧伪欺世之作,在史林独树一帜。

在汇辑《盐城文史资料选辑》过程中,尤其感到校勘工作之艰巨,尽管大家齐心协力,已经很努力了,仍不时发现各种谬误与瑕疵。正如宋代人宋宣献所云:“校书如扫尘,一面扫,一面生。故有一书每三四校,犹有脱谬。”

由于时间关系,这次重印面世的仅仅是“汇辑”本,而不是“修订”本。当然,原《盐城文史资料选辑》中的“勘误”,我们都已经一一在汇编正文中予以了改正,《勘误表》也就自然删去了。

删去了《勘误表》,但《勘误表》背后蕴含的文史好传统,希望能一代代坚守传承下去!(作者系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任)